唐代两朝宰相刘瞻故里家世考略

来源:汝城新闻网 作者:刘范弟 发布于:2013/8/13

    刘景、刘瞻,是唐代后期的两位进士,他们也是父子,刘景曾在唐中央和地方任职,刘瞻则曾在唐懿宗和唐僖宗朝两度担任宰相。两《唐书》为刘瞻立有专传,对刘瞻的生平仕履有所记述,对其父刘景则仅记载了名字。关于他们的里籍,两《唐书》刘瞻本传说是“彭城人”,或说“其先出彭城,后徙桂阳”。看来彭城是指其郡望,而桂阳则是指其里籍了。由于历史上桂阳所指不一,地域多有变化,故而导致古代方志和今日学者对刘景、刘瞻里籍有广东连州和湖南郴州两种不同说法。笔者根据有关文献记载对这一问题进行考察,认为刘景、刘瞻的里籍有极大可能就是郴州汝城。 郴州网:http://www.chenzhou.com.cn


   2000年6月,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袁钟仁先生在《岭南文史》发表《罕为人知的岭南唐朝贤相刘瞻》,认定刘瞻是广东连州人,其依据是:“清朝广东阮元《广东通志·列传》确认刘瞻是‘今连州(即连县)人。’”2006年出版的作为连州市宣传当地历史文化工程的《连州历代名人》一书,专列《唐代贤相刘瞻》一节,图文并茂介绍刘瞻;“百度百科”介绍刘瞻:“刘瞻,字几之,唐代连州人。父亲刘景曾就教于诗人刘禹锡。刘景进士及第,开了连州学子进士之先例。”看来连州市对刘瞻、刘景父子是当地历史名人这点是确定无疑的;在古代方志中,刘瞻父子是连州人也有记载,如同治《连州志》就将刘瞻列为连州第一位进士,还有一些方志有刘瞻墓在连州的记载。看来清朝连州人对刘瞻父子是他们家乡人这点也确信无疑。 郴州网:http://www.chenzhou.com.cn


  那么,刘瞻父子是连州人的根据是什么呢?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史料根据的,这个史料根据就是五代人孙光宪在《北梦琐言》中的记载:“唐相国刘公瞻,其先人讳景,本连州人。少为汉南郑司徒掌笺札,因题商山驿侧泉石,荥阳奇之,勉以进修,俾前驿换麻衣。执贽之后,致解荐,擢进士第。”这是今天可见到的明确说刘瞻父子是连州人的清代以前唯一史料。孙光宪生活时代距刘景时已有100多年,他说刘景是连州人,但他记载的刘景故事并非从某种确切资料中得来,而是得自传闻,据他自己在此条记事后的小注,乃是“王屋匡一上人”为之“细话之”的结果。那么,说刘景是连州人的其实就是这位“上人”,也就是一位和尚或道士之类的人士。这位“上人”似乎见到过刘景为连州人的材料(当然孙光宪也应该见过),这个材料应该就是刘禹锡为贺刘景登进士第而写的《赠刘景擢第》诗,诗云:“湘中才子是刘郎,望在长沙住桂阳。昨日鸿都新上第,五陵年少让清光。”诗称刘景“住桂阳”,如果此处的桂阳作为一个县域,那就是当时的连州治所所在地——桂阳县(也就是今日的广东省连州市),据此,这位“上人”(孙光宪也应该同意)就断定刘景“本连州人”。然而要作出这个判断,必须有一个前提,即必须肯定刘禹锡诗中所说的“桂阳”是一个县名。我们姑且假定“桂阳”在此就是一个县名,这位“上人”(包括孙光宪)据此作出刘景是连州人这个判断也偷换了一个概念,即将作为县名的“桂阳”偷换成了作为州名的“连州”了,要知道连州当时可是下辖三县的州郡一级的行政地域,桂阳、连州二者是很难等同一视的。 郴州网


  自南朝到唐宋,一般撰述中介绍某人籍贯,如果具体到县,通常要在县名前加上郡名(或州名)。如《后汉书》“许荆,字少张,会稽阳羡人也”,《晋书》“杨佺期,弘农华阴人”,“刘毅,字希乐,彭城沛人也”,《旧唐书》“魏征,字玄成,钜鹿曲城人也”,“毕构,河南偃师人也”,张九成《廖守墓志铭》“公讳某,字某,世为连州桂阳人”等等。如果介绍中仅出现一个地名,那么这通常是其人籍贯所在的州郡,至于究竟是这个州郡辖下的哪个县,则是不清楚的。如《后汉书》“蔡伦,字敬仲,桂阳人也”,如果是桂阳县,那蔡伦就是广东连州人了,显然不是,只能是桂阳郡,究竟是桂阳郡所辖的哪个县,则不清楚,所以今日耒阳市和桂阳县都说蔡伦是他们那里的;又如《晋书》“殷仲堪,陈郡人也”,《旧唐书》“鲁炅,范阳人也”,“崔瓘,博陵人也”,李邕《唐赠太子少保刘知柔神道碑》“府君姓刘氏,讳知柔,字某,彭城人也”,王禹偁《冯氏家集前序》“公讳谧,字某,其先彭城人也,唐末避地徙家寿春”,都是这种情况。以上两种介绍籍贯的方式,有时甚至会出现在同一篇文章中,如韩愈《唐故检校尚书左仆射右龙武军统军刘公墓志铭》:“公讳昌裔,字光后,本彭城人……大父巨敖……为太原晋阳令,再世宦北方,乐其土俗,遂著籍太原之阳曲。”前面说“本彭城人”,是指彭城郡,不清楚其县,后面则说“太原之阳曲”,郡名县名都介绍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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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北梦琐言》关于刘瞻是连州人的断定。我们在前面已说到这个断定可能是根据刘禹锡《赠刘景擢第》诗而作出的,但那位“上人”(包括孙光宪)在逻辑上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这个错误或许是无心,但更大的可能是有心犯的,因为这位“上人”(包括孙光宪)如果不偷换,那就违反了当时介绍人物籍贯通常的惯例,于是这位“上人”(包括孙光宪)就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按惯例,刘禹锡诗中的“桂阳”是指桂阳郡,那就不能指实刘瞻是连州人;而要将刘瞻指实为连州人,就必须把刘禹锡诗中的“桂阳”认定为县名,而这又违反了惯例。也就是说,这位“上人”(包括孙光宪)说刘景“本连州人”,这是遵守了惯例,但他作出这个断定的前提,则是违反惯例的:这正是这位“上人”(包括孙光宪)自相矛盾的地方。 http://www.chenzhou.com.cn/


  我们再来看刘禹锡《赠刘景擢第》诗本身,应该说,刘景是什么地方人诗中已说得非常明白了。 “湘中才子是刘郎”,诗一开头就毫不含糊地点出刘景是“湘中”之人,湘中是哪里?难道可能是地处于珠江流域的广东连州吗?当然不可能,从古至今都找不到这种解释。如东晋罗含《湘中记》一书,其内容涉及地域全部都在湘江流域,无一条关乎岭南之珠江流域;约比刘禹锡早半个世纪出生的刘长卿,曾写有以《湘中纪行》为题的十首诗,其内容也全是描写湘江流域的景物和传说,由此可见唐代对“湘中”所指有严格的界定。刘禹锡对此也不含糊,由于历史上连州曾属设在郴州的桂阳郡所管辖,他在诗中有时也会将连州归入“湘南”的范围,但他诗文中从没有,也绝不会将连州归入“湘中”的范围。他是读过罗含《湘中记》的,他曾写过一首《送周鲁儒赴举诗》,是送湖南九嶷山举子周鲁儒赴京考试而作,诗前小引说周鲁儒前来拜访,刘禹锡与之交谈,周鲁儒介绍了九疑山一带的历史典故、风土人情、名山秀水,都是“罗含所未记”,“咸得之于生”,刘禹锡很高兴,对周鲁儒“以二千石客之”,并在其赴京考进士时,写了此诗为他送行。 http://www.chenzhou.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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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坚持刘瞻故里在连州的人也对“湘中才子是刘郎,望在长沙住桂阳”感到头疼,说“无法解释刘禹锡为什么说刘景是湖南人”,只好曲加解释“为什么刘禹锡要称刘景是‘湘中才子’呢?很大可能是因为刘景‘望在长沙”,即他的“原籍郡望”是在长沙,所以可称为“湘中才子”。“望”在此处肯定不是指刘景的郡望,因为两《唐书》刘瞻本传明确说他是“彭城人”或其“先出彭城”,其郡望是彭城而非长沙,这个解释是无法说通的。其实,“住桂阳”,就是指刘景是桂阳郡(实际上当时已改为郴州)人,当时桂阳郡(郴州)几乎全部范围都在湘江流域,所以刘禹锡要说刘景是“湘中才子”。 既然“望在长沙”不是说刘景郡望在长沙,那是什么意思呢?笔者在此提出一种解释:可能是指刘景当时参加进士考试是挂籍于潭州(即长沙)而由潭州解荐的。当时参加礼部进士考试要由籍贯所在的州郡推荐,考生“皆怀牒自列于州县”,通过一定的考试后,然后“举其成者送尚书省(后为礼部)”参加进士考试,这就是所谓的“乡贡”和“解送”。由于各州“解送”名额有多少之别,同时能否被“解送”也并非全在考试成绩,有时考生为了增加机会,常跑到非籍贯所在州参加“乡贡”,到唐中后期乡贡已“率多寄应者”,这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刘景或许就是在这种风气影响下,由潭州“解送”到长安参加进士考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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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北梦琐言》关于刘景、刘瞻父子是连州人的断定是难以成立的。此外,史志中尚有刘瞻是桂州(今广西桂林)人的记载。这种说法来自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但这种说法唯一出处也是《资治通鉴》,而不见于其他任何史料,应该是司马光的误判,在此不拟对之深加辨析。


  那么,刘景、刘瞻父子就只能是地处于湘江流域的桂阳郡(郴州)人了,这是可以肯定无疑的。然而唐后期桂阳郡(郴州)下辖八县:郴、高亭、资兴、义章、蓝山、义昌、髙平、临武,他们究竟是哪个县的人呢? 郴州网 - 郴州人自己的网站


  1993年出版的《郴州历代名人》一书,其中有《刘瞻》一文,全文不到1000字,简单介绍了刘瞻父子的事迹,断定刘瞻是“唐朝郴州城厢人”,据文末注释,作者作出这个断定的文献依据仅有一种,就是清嘉庆《郴县县志》卷三十《刘瞻传》,这是否太简单了些? 郴州网 - 郴州人自己的网站


  其实一些更早的方志并不认为刘瞻是郴县人,而只是说他是郴人或郴州人。如明万历《郴州志》卷之四“科贡表·进士”,列刘瞻在“州”下,此表按州县分列,如确知为某县人,则列入某县下,如陈清,就列在“永兴”县下,朱辂列在“桂阳”县下,可知万历《郴州志》只认为刘瞻是郴州人;在此志“人物志”的刘瞻传中,也只是说“刘瞻字几之,郴人”。康熙《郴州总志》“选举志”“刘瞻”名下注明“郴州,官宰相,有传”,此志各位进士名下,都注明了所属之县,如陈清注明“永兴”,朱辂注明“桂阳”,可知康熙《郴州总志》也只认为刘瞻是郴州人,而在此志的“人物志”中也仅是说“刘瞻,字几之”,未说何处人,显然是笼统作为州人入传。 http://www.chenzhou.com.cn/


  此外,一些方志中还记载了郴州及附近有关刘瞻的一些遗迹。如万历《郴州志》卷之七“提封志下·陵墓”记刘瞻墓“在郡南三十里良田铺侧。唐平章事刘公瞻葬此,明年夏,暴雨坟陷,视其尸与柩俱解矣”,记刘瞻祠“在州学。瞻,唐相,宋大观初,郡人思其风烈,立祠祀之”,记刘瞻“读书堂,在州城东,唐相刘瞻尝读书于此。宋刘彭老诗:湖光渺渺浸朝霞,十里中曾旧相家”,记刘瞻故里“唐相刘东山故里,在今河街乌石矶,刻‘刘平章故里’五字,今字迹尚存”等。其实,如果根据这些遗迹就肯定刘瞻故里在今郴州城区,恐怕也难成定论。因为刘瞻之父已是进士,入仕后虽未致显要,但也官“历台省”,无论是在职时还是退休后,都有能力让刘瞻到州城读书,并买屋或建屋让其居住,这是完全有可能的。那么,刘瞻在此居住过和读过书,此处就可称为刘瞻故里,这恐怕难说就是定论,还要有其他证据才行。正如不能因为毛泽东在湘乡东山读过书,在长沙清水塘住过,就说毛泽东是湘乡人,是长沙人,我们也不可根据刘瞻在郴州居住过读过书而说他就是“郴州城厢人”。至于刘瞻之墓在郴州,这也难说,刘瞻死在长安,未必会葬回郴州,即使真的葬在“在郡南三十里良田铺侧”,也未必就能说明刘瞻就是“郴州城厢人”。曾国藩是湘乡(双峰)荷叶人,但他却葬在长沙,这种例子多的是。何况在广东的方志中连州也有刘瞻墓、刘瞻祠的记载,据之我们就可说刘瞻是连州人么?


  在另一些方志文献中,则有明确记载表明刘瞻是汝城人。如《大明一统志》在“郴州·人物”中说:“刘瞻,桂阳人。举进士、博学宏词,历官翰林学士、中书平章。”《大明一统志》的“人物志”对入传人物的籍贯是明确到县的,看看刘瞻前后的郴州人物之传就可确知,如刘瞻传前面记“孟琯,郴人,元和中进士,尝著《岭南异物志》”,后面记“陈纯夫,永兴人,元丰初监举第一,寻以《易经》魁省试”,记“杜唐卿,宜章人,举进士”,记“朱英,桂阳人,正统乙丑进士”。这些郴州人士,其籍贯都明确了县籍:郴县、永兴县、宜章县,那么说刘瞻“桂阳人”,当然是说他为郴州辖下的桂阳县人,也就是今日的汝城人,这是可以肯定的,至少《大明一统志》的编撰者是这么认为的。《大明一统志》由明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李贤等奉明英宗之命编撰,于天顺四年(公元1460年)编成奏上,英宗亲撰序文列于书首,并赐名《大明一统志》,是国家级的志书,当然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其认定刘瞻是桂阳县(汝城)人应该有一定的根据。又万历《湖广总志》“历代进士表”,刘瞻名下注云“桂阳人”,而孟琯名下则注作“郴州人”,万历《湖广总志》“献征志三”有刘瞻和孟琯之传,记刘瞻为“桂阳人”,记孟琯为“郴州人”,“桂阳”、“郴州”并列,可见作为官修万历《湖广总志》编撰者也断定刘瞻就是桂阳县(汝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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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清代几部省级通志中关于刘瞻籍贯的记载。 郴州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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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湖广通志》“选举志”:“刘瞻,桂阳人。”此志对进士的籍贯也是记载到县的,如记“李郃,宁远人,刺史,太和初擢第一”,记“陈瞻,湘乡人”,记“文元望,攸人”;对当时的桂阳县(今汝城县)和桂阳州(今桂阳县)也有很明白的区分,这两地的进士都明记为“桂阳”或“桂阳州”,如记“胡凤,桂阳人,主事,乙未科陈循榜”,记“罗以礼,桂阳州人,知府,乙未科陈循榜”。胡、罗二人为同年进士,胡为桂阳县人,罗为桂阳州人,记载毫不含糊;如果不清楚具体县籍则会笼统记为某州人,如记“孟琯,郴州人”。可见康熙《湖广通志》“选举志”明确认为刘瞻是桂阳县(汝城)人而非郴县人。康熙《湖广通志》“人物志”对刘瞻的记载则有些含糊,只说他是“郴州人”,未明确说他是“桂阳人”。


  雍正《湖广通志》“选举志”:“刘瞻,桂阳人,平章事。” 此志对进士的籍贯也是记载到县的,如记“周魯儒,宁远人”,记“拔野古,耒阳人,刺史”;却“桂阳”、“桂阳州”二者不分,凡这二地的进士,都笼统记为“桂阳人”。可以肯定的是,此志断定“刘瞻桂阳人”,说明雍正《湖广通志》“选举志”作者绝不认为刘瞻是郴州人,因为就在前文记孟琯,就说“孟琯,郴州人”,“桂阳”、“郴州”二者分得很清楚。所以,据此不能否定刘瞻是桂阳县(汝城)人。此志的“人物志”未收刘瞻,但在“职官志”和“乡贤志”中则明确说刘瞻是“桂阳人”,而“乡贤志”中入传的其他郴属人士,也很明确地介绍了县籍,如曹靖“郴人”,杜唐卿“宜章人”,黄茂“桂东人”,可见雍正《湖广通志》“乡贤志”作者对刘瞻为桂阳人是确定无疑的。


  嘉庆《湖南通志》“选举志”加上了刘景,记载说:“刘景,桂阳人,元和间及第……刘瞻,桂阳人,景子,咸通初及第,尚书同平章事。”此志对进士的籍贯亦是记载到县的,如记“陈光问,茶陵人”,记“邓进忠,湘阴人”;对“桂阳”、“桂阳州”二者也分得很清,甚至还区分了桂阳州的前身“桂阳军”,如记“黄植,桂阳军人,元丰二年己未时彦榜”,记“宋仁桂,桂阳人,洪武十八年乙丑丁显榜”,记“李思聪,桂阳州人,洪武二十七年甲戌张信榜”。此志“人物志”收了刘景,介绍说:“刘景,字司光,桂阳人。”而就在上文介绍孟琯,则说他是“郴州人”(该志“选举志”也明确记载孟琯是“郴州人”)。可见嘉庆《湖南通志》的编撰者明确认为刘景、刘瞻是桂阳县(汝城)人。 郴州网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光绪《湖南通志》“选举志”:“刘景,桂阳人,元和间及第……刘瞻,桂阳人,景子,咸通初及第。” 此志对进士的籍贯也是记载到县的,如记“周崇昌,延唐人”,记“陈谏,蓝山人”;对“桂阳”、“桂阳州”二者也分得很清,也区分了桂阳州的前身“桂阳军”,如记“黄照邻,桂阳军人,大中祥符八年乙卯蔡齐榜”,记“李思聪,桂阳州人,洪武二十七年甲戌张信榜”。此志“人物志”也收了刘景,介绍说:“刘景,字司光,桂阳人。”而就在上文介绍孟琯,则说他是“郴州人” (该志“选举志”也明确记载孟琯是“郴州人”)。可见光绪《湖南通志》的编撰者也明确认为刘瞻是桂阳县(汝城)人。


  乾隆《桂阳县志》“选举志”未收刘瞻,但该志“人物志”则列有刘瞻专传,可见乾隆《桂阳县志》的编撰者也是认为(虽不十分肯定)刘瞻是桂阳(汝城)人的。


  从上面这几部方志,尤其是国家级和省级(因为国家级和省级的方志明确排除了刘瞻是郴县人)的方志来看,刘瞻父子的故里在桂阳(汝城)比在郴县(郴州)的概率要大得多。由于历史上桂阳(汝城)地域由郴州管辖,桂阳(汝城)人是可以称为郴人或郴州人的,但郴人或郴州人决不可能称为桂阳(汝城)人。正如今日长沙市属下各县之人都可称为长沙人,但长沙市内之人却绝不可称为宁乡人或浏阳人。基于此点,刘瞻虽有极大可能就是汝城人,但在古代文献中有时被称为郴人或郴州人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通过上面的考察,笔者认为刘景、刘瞻父子有极大可能就是汝城人物,下面对两人作一简单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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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文献中有关刘瞻先辈的资料极少,《旧唐书》“刘瞻传”载:“刘瞻,字几之,彭城人,祖升父景。”仅记载了其祖父和父亲的名字,《新唐书》“刘瞻传”则连父祖之名也失载。唐末丁用晦所撰《芝田录》中有一段关于刘景生平的记载,比较重要,录于下:“刘瞻之先,寒士也,十岁许,在郑絪左右主笔砚(当书童)。至十八九,絪为御史,西巡荆部商山,歇马亭,俯瞰山水,时雨霁,崖峦奇秀,泉石甚佳。絪坐久,起行五六里,曰:‘此胜概不能吟咏,便晚何妨。’却返于亭,欲题诗,顾见一绝,染翰尚湿,絪大讶其佳绝。时南北无行人,左右曰:‘但向来刘景在后行二三里。’公戏之曰:‘莫是尔否?’景拜曰:‘实见侍御吟赏,起予辄有寓题。’引咎又拜。公咨嗟久之而去。比回京阙,戒子弟涵、瀚已下,曰:‘刘景他日有奇才,文学必超异。自此可令与汝共处于学院,寝馔一切无异尔辈,吾亦不复指使。’至三数年,所成文章皆辞理优壮,凡再举成名,公召辟法寺、学、省清级。及生瞻及第。” http://www.chenzhou.com.cn/


  据此记载,刘景少时微贱,在朝廷重臣郑絪(历仕唐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六朝,担任中央地方各种要职,《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九“郑絪传”称其“践历华显,出入中外者逾四十年”)身边当童仆,后来因偶题一诗,其才华受到郑絪赏识,从此不再把他当仆人使唤,让他与子弟一起学习,过了好几年,经过两次进士考试,终于“成名”,登上了进士第,又在郑絪的帮助下,历任法寺(大理寺,掌刑狱)、学(太学)、省(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等中央部门“清级”重要之官职。


  刘景登进士第的时间,嘉庆《湖南通志》和光绪《湖南通志》的“选举志”都认为是“元和间及第”,不知有何根据?徐松《登科记考》则将刘景列入“附考·进士科”中,认为无法确定具体年代。其实如果联系前引刘禹锡《赠刘景擢第》诗,我们还是能得出刘景中进士的大致年代的。诗云:“湘中才子是刘郎,望在长沙住桂阳。昨日鸿都新上第,五陵年少让清光。”从“昨日鸿都新上第”看,此诗必作于刘景刚刚登第之时,写作地点当然就在京城。


  那么,刘禹锡是在什么时候于京城写下这首诗的呢?《赠刘景擢第》一诗,气氛轻松,情调愉快,许人自许之情溢于诗表,虽是贺人得第之作,但似亦有作者自己心情的流露。刘禹锡有这种心情,应该是在永贞元年(805)八月之前,“贞元末,王叔文于东宫用事,后辈务进,多附丽之,禹锡尤为叔文知奖,以宰相器待之”,刘禹锡得以参与二王八司马活动,指点朝政时才具备的。而到了永贞元年八月唐宪宗即位后,刘禹锡因“二王八司马事件”被贬到朗州(今湖南常德)任司马,直到十年后才回到京师,还未正式任命职务,又因作《玄都观看花君子》诗,“语涉讥刺”,再贬出京为连州刺史,此次刘禹锡在京师停留时间极短,不到一个月。此后又过了十多年,直到太和二年(公元828年)才“自和州刺史征还”。据此看来,刘禹锡写作此诗应该是在永贞元年八月唐宪宗上台之前。


  刘禹锡为何要为刘景登进士第而写下此诗?刘景只是一介后生,当时并无什么文名,刘禹锡和他本人不可能有什么交往。刘禹锡之所以为刘景写诗,是看上了他和郑絪的关系。郑絪,早在唐德宗之时就已位高权重,在“内职十三年……上遇之颇厚”;德宗逝世,顺宗能由太子顺利登上帝位,郑絪起了很大的作用,顺宗即位后,郑絪的地位更高,权力也更大了。郑絪为人持重,对当时二王八司马的活动,他不参与其中而保持中立,“德宗晏驾,顺宗初即位,遗诏不时宣下。絪与同列卫次公密申正论,中人不敢违。及王伾、王叔文朋党擅权之际,絪又能守道中立”;顺宗病危,在立嗣问题上出现了激烈斗争,这次又是由郑絪一锤定音,从而使得宪宗登上帝位。由于郑絪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态度对二王八司马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所以二王八司马必然要对他拉拢以为援引。那么,作为郑絪视为“子弟”一般的刘景进士登第,这可是一个向接近郑絪的机会,不排除二王以其他形式表示祝贺,而刘禹锡的《赠刘景擢第》诗,则是送给郑絪的一件雅而又雅的大礼了。此诗奉承刘景为“五陵年少让清光”,似乎京中少年都不如刘景有才华;称他为“才子”,也有溢美之嫌,因为一个唐朝才子,竟未留下一首诗、一篇文章,这无论如何是有些奇怪的。刘禹锡虽然写了《赠刘景擢第》诗,但从此诗来看,他与刘景并无什么个人交往,除了知道刘景是“桂阳”人,也谈不上对他有什么了解。正因为如此,《赠刘景擢第》诗只是一篇功利性的应酬之作,辞藻华丽而内容空洞,赞美热烈而言不由衷,可见刘禹锡对刘景并不熟悉,他写此诗纯粹只是为了让郑絪高兴。对比一下他写的《送周鲁儒赴举诗》则完全不同,周鲁儒只是拜访过他而已,但此诗的小引长达300字,不仅介绍了两人相识经过、交谈内容,表达了自己对周鲁儒的看重,还预祝他“升俊造,仕甸服,佐君藩,為御史”;其诗也写得具体生动:“宋日营阳内史孙,因家占得九疑村。童心便有爱书癖,手指今馀把笔痕。自握蛇珠辞白屋,欲凭鸡卜谒金门。若逢广坐问羊酪,从此知名在一言。”而反观《赠刘景擢第》诗,只是空空洞洞的七言四句二十八个字,诗前连个小引也没有,这在刘禹锡赠人、送人的诗作中,是极其罕见的特例。为什么会如此?只能以功利性的应酬之作这个原因来解释。


  综合以上的考述,笔者认为:从永贞元年到太和二年的二十三年间,刘禹锡是不可能给刘景写下那首《赠刘景擢第》诗的,此诗只能作于贞元末到永贞元年八月之前他“为叔文知奖,以宰相器待之”,参与二王八司马集团活动的几年(约802-804)之间。刘景进士登第也就在这几年而不可能是在元和元年之后,也就是说,他不可能是“元和间及第”的。根据前引《芝田录》“至十八九……至三数年……凡再举成名”的记载,进士登第时刘景约25岁左右,此后他历任“法寺、学、省清级”,职任清显但并非要害实职,似亦未在地方任过州县长官;除了郑絪和刘禹锡之外,史料中也未见他与其他官员、知名文人交往的记载。可能随着元和中期郑絪离开京城权力中枢,刘景也离开了京城和官场回到家乡(应当未回汝城而是到州治所在的郴县城内),在此兴置业产培养子女,因而一些地方志记载了郴州刘瞻故里、读书堂和刘瞻墓等遗迹。


  新旧《唐书》有刘瞻的专传,他的生平是比较清楚的,但需考辨之处也有一些。关于他进士登第之年,徐松《登科记考》系于大中元年(847),孟二冬的《〈登科记考〉补正》亦同。其根据是“《旧书》本传:‘瞻,大中初进士擢第’”。《旧书》,指《旧唐书》,徐松所据的本子当是明嘉靖的闻人诠刻本,因为除了闻人诠本,其他版本的《旧唐书》均作“太和初进士擢第”,清人罗士琳《旧唐书校勘记》认为当作“大中”,因为“下文云‘咸通升朝’,大中与与咸通时代相接。本作太和,未免相隔过远”,中华书局本据此亦作“瞻,大中初进士擢第”。其实这个判断是有问题的,因为据有关史料分析,刘瞻“升朝”是在大中年间(此点下面再论),所以刘瞻进士登第之年当为太和元年(827)无疑。进士登第后,过了四年,刘瞻参加制科(皇帝亲自主持的)博学宏词科考试,同样金榜题名(《旧唐书》本传)。此时刘瞻之父刘景的恩人郑絪已经去世,刘瞻在京城“朝无强援”,故“虽登科第,不预急流”,在京城无法腾达,只能出京“历佐使府”(《旧唐书》本传),到地方大员府中去当幕僚之类的差使。


  大中十一年(848)十二月,早在大中初年就深受唐宣宗器重的的刘瑑,从“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观察使”任上调入京城,“拜户部侍郎,判度支”,次年正月“戊午,以瑑同平章事”。刘瑑是彭城人,他当上宰相(同平章事)后,视刘瞻为“宗人”,乘机把刘瞻向宣宗推“荐为翰林学士”。《旧唐书》刘瞻本传记载刘瞻是在“咸通初升朝,累迁太常博士”的,这恐怕是将时序弄颠倒了。因为据上文,刘瑑任宰相是在大中十二年正月,此时刘瞻已“升朝,累迁太常博士”,然后才被刘瑑推荐为翰林学士,此时距“咸通初”还有两三年时间;而从“升朝”到“累迁太常博士”,恐怕也得要好几年才行。如此看来,刘瞻的“升朝”,即从地方进入朝廷的时间,应该在大中六年(752)左右,这时距刘瞻进士登第已有二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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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刘瑑仅当了四个月宰相,当年五月就病死了,第二年八月,唐宣宗也驾鹤归西,这暂时影响了刘瞻的仕途升迁。唐懿宗咸通年间,刘瞻先由翰林学士“转员外郎,正拜中书舍人、户部侍郎承旨”,又“出为太原尹、河东节度使”,后“入拜京兆尹,复为户部侍郎、翰林学士”,咸通十年(869)六月“癸卯以翰林学士承旨、戸部侍郎刘瞻同平章事”,这时距他进士登第已有四十二年了。第二年八月,懿宗女儿同昌公主病死,懿宗欲治医官之罪,牵连医官家族被捕下狱三百多人,刘瞻上书为医官说情,“帝阅疏大怒,即日罢瞻相位”,贬谪出京到江陵任荆南节度等使。僖宗即位,转岭南任康州刺史,不久又移任虢州(今河南灵宝市)刺史。乾符元年(874)二月甲午,“以虢州刺史刘瞻为刑部尚书”,“夏五月乙未……以刘瞻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罢相四年之后又重任之。仅仅三个月后,刘瞻就在宰相位上去世,享年大约为六十九岁。


  刘瞻的卒年是清楚的,即乾符元年(874)去世;他的生年,现存史料中则找不到任何记载,也从无人探讨过这个问题。笔者对此也只能大致推论之。上文考论刘景当于贞元末到永贞元年(约802-805)之间登进士第,其时刘景年纪约在25岁;而刘瞻则于太和元年(827)登进士第,其登第之年纪,至少也当在二十岁以上。如果刘景进士登第即结婚,则刘瞻可能于永贞元年(805)或元和元年(806)出生——不可能更迟了,更迟则刘瞻进士登第之时还不满二十岁;也不可能更早了,更早则刘景尚未进士及第,他还在郑絪家中读书,年纪也刚二十岁出头,不可能结婚。此外,唐代有规定,官员七十岁(虚岁)必须退休,刘瞻死时,应当还不到七十岁。所以,笔者认为刘瞻的生年当在公元806年左右。


  正史中未记载刘瞻的后人。据《北梦琐言》记载,刘瞻“婚李氏,生一子,即刘赞也。相国薨后,赞且孤幼,性甚懵钝,教其读书,终不记忆。其舅,即李殷衡侍郎也,以刘氏之门,不可无后,常加楚棰,终不长进。李夫人慈念,不忍苦之,叹其宿分也。一旦,不吿他适,无以访寻,圣善忆念,泪如绠縻,莫审其存亡。数年方归,子母团聚,且曰:‘因入嵩山,遇一白衣叟,谓曰与汝开心,将来必保聪明。’自是日诵一卷,兼有文藻。擢进士第。梁时登朝,充崇政院学士,预时俊之流。”据此记载,刘瞻死时,其子刘赞尚在幼年,可能不到十岁,亦无兄长可依,只能投靠舅父李殷衡读书,唐末进士登第,五代后梁时入朝任崇政院学士。如果刘瞻死时刘赞十岁的话,那么刘赞就出生在咸通五年(公元864年)左右,登第时年龄应在40岁左右。 郴州网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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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看来,目前大致可以肯定的唐代(也可说宋以前)汝城进士有三人,就是刘景、刘瞻、刘赞祖孙三人,或许还应加上唐文宗时的宰相宋申锡;至于是否还有第五人或更多的宋代以前汝城进士,则有待于今后文献史料或地下出土材料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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