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郴州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另辟蹊径——拨开裕后街的迷雾 打造乾嘉古城区

来源:郴州网 作者:文/谢武经 曾湘荣 图/李文 发布于:201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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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开裕后街的迷雾 打造乾嘉古城区

文/谢武经 曾湘荣 /李文 郴州网 - 郴州人自己的网站


郴州是一个古城,由于她厚重的历史文化,早在1988年就被湖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而如今,曾经是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从桂阳郡(郡治即今郴州)分出去的、并与我们一道被公布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的零陵(今永州)却已挤身于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我们则由于对历史文化的不珍惜,仍然处于茫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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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郴州是有很多优势的,只要我们对历史及历史文化有敬畏之心,且认真去做,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并不是梦。


在这里,我们先来认识一段被郴州人误解的历史,即裕后街的历史。裕后街,并非千年古街,它诞生的历史仅仅只有200多年。然而,由于200多年前,中国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造就了郴州的裕后街,因此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实行“一口通商”的闭关锁国对外贸易政策,阻碍了全国经济的繁荣与发展。然而,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却给郴州带来了空前的繁荣,造就了裕后街


郴州现在的裕后街


早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清政府下令不许中国商船到欧洲人控制下的南洋地区进行贸易。雍正五年(1727)又明确规定外国商船只能到广东的虎门和福建的厦门两处。乾隆二十二年(1757)正式实行闭关的政策,一道圣旨从京城传到沿海各省,下令“(夷船)将来只许在广州收泊贸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这就是所谓的“一口通商”政策。乾隆二十四年(1759),两广总督李侍尧奏请清政府制订了《防范外夷条规》,根据这一文件建立了公行机构公行是由官方特许的商人组成的垄断性外贸组织。外国人来广州做买卖必须经由公行,其行动也由公行的行商负责约束。外国商人只准在规定的时间,即每年的五月至十月间来广州进行贸易,期满必须离去。在广州期间他们只能住在由公行所设的夷馆内。外商在华只能雇用翻译和买办,不能雇人向内地传递信件。中国人不准向外商借贷资本。条规还规定要加强河防,监视外国船舶的活动。这些规定在以后的嘉庆和道光年间屡被重申。清政府的“一口通商”闭关锁国政策,造就了广州十三行的兴旺发达(注:乾隆二十二年〔1757〕以后,广州成为全国唯一海上对外贸易口岸,史称“一口通商”经十三行进出口的贸易额节节增长,日子一长,十三行就逐渐演变为一个特殊组织,享有了垄断对外贸易的特权,在这些特权买办中,又尤其以商家潘、卢、伍、叶四族豪门获利最多,所以由此发展成为广州四家最大的买办阶级而广州也成为清代对外贸易中心。据清宫档案记载,1754年,洋船到港27艘,税银仅52万两。1790年,洋船增至83艘,税银达到110万两。到鸦片战争前,洋船多达年200艘,税银突破180万两。十三行被称作是清政府财源滚滚的“天子南库”)。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的根本目的是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防范西方殖民主义者。


清政府的只准在广州一口贸易”政策,不仅造就了广州的“十三行”,也给郴州带来了空前的繁荣,大量人员、货物经郴州南来北往,航运也空前繁忙。苏仙桥不够用了,增加了司马渡、牙石渡。河街一线码头不够用了,迅速向上游扩张,出现了上河街至牙石桥的六、七个码头,出现了繁华的上河街、裕后街。据《嘉庆郴州总志·商贾》记载:到清嘉庆年间,“郴地南通交广,北达湖湘,为往来经商拨运之所。沿河一带,设立大店房十数间,客货自北至者,为拨夫、为雇骡;由南至者,为雇舡。他如盐贩运盐而来,广客买麻而去。六、七月间收蔫,九、十月间收茶、桐油。行旅客商络绎不绝,诚楚南一大冲会也。米码头则米贩泊舡之所,朝夕给应,郴人赖之。乡村墟场,各有定期,往往千百群聚,携货交易。设土灶市酒殽,纷纷攘攘,逾午而散。商贾之大凡如此。商贸的繁荣,必然带来文化的繁荣和交通设施的改善。乾隆三十九年(1774),在郴江东岸创立东山书院,且“生童日众,其下居民日多”(见《嘉庆郴州总志》)。因涨大水冲垮了司马渡、牙石渡,立刻修建了牙石桥、补建了东山书院渡(见《嘉庆郴州总志》)。寺庙也多起来,建立了三公庙(原八完小内)等寺庙。另外,当时整治了郴江航道,使郴江的运载能力大大提升,不再是只能通行湛若水、徐霞客坐过的那种“吹火筒”小船了,而是可以通行运载七、八吨的木帆船了。民国初期,成排木帆船停靠郴江码头的照片、许家洞孙友英老人四十年代仍可驾上十吨的木帆船停靠苏仙桥下,就是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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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期郴州的木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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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与老船工孙友英交谈 郴州网 - 郴州人自己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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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郴州,自苏仙桥至牙石桥的乌石矶、龙骨井、河街、中河街、上河街、裕后街、南关上等沿河一带,简直成了郴州的秦淮河、郴州的“清明上河图”。使从郴州经广州通往海上丝绸之路的这个历史重镇,进入了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除郴州外,还使瓦窑坪从一个小村变成了重要商埠。除整治了郴江的航道外,还拓宽、拉直(部分路段)、加宽、改造了郴州到宜章的九十里大道。最近的考察,我们收集了相关的大量资料,由于这里主要是讲裕后街,不再累述。 郴州网


郴江终端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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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二年(1842),清朝在与英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败,清廷代表和英国代表正式签订中英《南京条约》。条约要求中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实行自由贸易(史称“五口通商”);道光二十四年(1844),清政府代表与美国代表在澳门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道光二十四年(1844),清政府代表与法国代表在广州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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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清政府长达85年的闭关锁国政策结束。海禁全面放开,大量人员、货物来往不需经广州转口,郴州顿时呈现衰败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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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兴县志》载:“道光以前,广货由郴过永,下达衡湘,出其途者众,故市多繁盛。自海运既开,陆路之商旅遂绝迹焉。而永实首承其弊,数十年来市井萧条,有若江河日下。至肩挑小贸当妆获以后,上赴坪、乐,下往萍、醴,所贩惟鸡、鸭等物,输力甚苦,获利甚微。当商战之世,区区直奴隶不若,又何怪强弱之悬殊哉!” 真实记载了海禁全面放开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不仅是郴州,对湘潭、衡阳亦影响巨大。清代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记述:一口通商时期“劳动工人往来于南岭者,不下十万人”。海禁放开后,焦徽在《衡阳城市现代化进程研究》中描述:废止一口通商之后“广州对外贸易垄断地位丧失,上海取代其对外贸易的中心地位,这减少了原先经湖南至广州商路的贸易往来,影响了这一商路沿线城市经济的发展,湘潭贸易中转地地位不保,衡阳经济也受影响。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又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增开汉口、九江等十个通商口岸,内地物质的出口和外国物质进口改经汉口至上海非常方便,且湖南的谷米等物运至汉口销售日多,汉口成为湖南对外贸易的主要转口地。经湖南至广州的商路日益冷落,这一商路上的船工、脚夫大批失业,衡阳经济更加衰落。” http://www.chenzhou.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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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郴州直隶州乡土志·实业》记述:“郴地南通交广,北达湖湘,为往来经商拨运之所。道、咸之世,海舶未通。南货运北,北货往南,悉由此经过。故沿河一带,为店栈坊数十家,客货至,为拨夫、为雇骡、为写船只,络绎不绝,诚南楚一大冲要也!及东南氛靖,海运既通,百货遂徙而之他。加以陆运濡迟,夫骡偷损,富商大贾,悉视郴道为畏途。今昔比较,十一悬殊。河街客栈,落落晨星,仅存数家,且有不可持久之势,此往来经商之情形也。至郴人之业商者,特五十之一耳。班口既小,资本亦微。行销各货,或运米、盐而入境,或运烟、茶以出境,以及竹、木、姜、果、茶、桐油等。水陆运费,为数不资,获利遂寡。其不能与多财善贾者埒,势固然也。处优胜劣败之时代,而欲使商务勃兴,夺轮舶之利权,复旧日之规模,其俟诸铁路告成之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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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郴州直隶州乡土志·实业》实际反应了“一口通商”前后郴州经济兴盛与衰落的真实状况。但记述在时间上有两个大的错误:第一,“道、咸之世,海舶未通” 错了,真实的历史是乾隆二十二年至道光二十二年“海舶未通”,不包括道光后期至咸丰年间。第二,从《光绪郴州直隶州乡土志·实业》的记述看,“海运既通”在“道、咸”之后,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是在鸦片战争之后的道光二十二年,即“五口通商”之后。其实,《光绪郴州直隶州乡土志·实业》中的记述,前面一部分显然来自《嘉庆郴州总志·商贾》中的记述:“郴地南通交广,北达湖湘,为往来经商拨运之所。沿河一带,设立大店栈房十数间,客货自北至者,为拨夫、为雇骡;由南至者,为雇舡。他如盐贩运盐而来,广客买麻而去。六七月间收蔫,九十月间收茶、桐油。行旅客商络绎不绝,诚楚南一大冲会也”。而《嘉庆郴州总志·商贾》中的记述,是讲当时的事,不可能讲道光、咸丰年的事。可是《光绪郴州直隶州乡土志·实业》的撰修者却张冠李戴,把嘉庆年的事写成了道光、咸丰年的事,贻误后人(若只写道光还情有可原,因为是道光二十二年才开放海禁的)。 郴州网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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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份,点校过明《万历<郴州志>》,清康熙、嘉庆、同治三套《临武县志》等古籍的郴州学者陈礼恒先生,开始着手点校《光绪郴州直隶州乡土志》,2017年12月20日,其点校的《光绪郴州直隶州乡土志.实业》在郴州网发表,可以说,陈礼恒先生的点校,更好的纠正了这一错误。为此,我们原文引用陈礼恒先生对这一段的校注(请参阅前面引用的《光绪郴州直隶州乡土志·实业》原文):“注⑤:这里的时限划分有误。‘海舶未通’是闭关锁国时代情况。清朝顺治初年,沿袭明规,不许外商入广州,只在澳门一地。顺治十三年,下达‘禁海令’。康熙十七年,开设‘四口’通商。五十六年,复行南洋海禁。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正式实行闭关政策,外国船只许在广州收泊贸易,叫做‘一口通商’。嘉庆、道光年间都曾重申禁令,最后一道禁令是道光十一年﹙1831年﹚颁发。1842年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开放‘五口’,海禁大开。从1842年到1851年(咸丰元年),中间有9年是海禁已开,海舶已通的时间,因此把咸丰也括进来是错误的。注⑥:‘南货运北,……诚南楚一大冲要也。’ 这段话描绘的是‘一口通商’时代的郴州盛况。源自嘉庆《郴州总志·商贾》。原文为‘郴地南通交广,北达湖湘,为往来经商拨运之所。沿河一带,设立大店栈房十数家,客货自北至者,为拨夫,为雇骡;由南至者,为雇舡。他如盐贩运盐而来,广客买麻而去。六、七月间收蔫,九、十月间收茶、桐油。行旅客商络绎不绝,诚楚南一大冲会也。’ 由此看出这是描写乾嘉之世,而非道光后期,以致咸丰之世。注⑦:‘东南氛靖’,指的是1864年太平天国覆灭。这时距‘五口通商’已22年,并不是这时海运才通。”


《光绪郴州直隶州乡土志·实业》这一错误,使不少郴州人忘记和混淆了乾、嘉这一段郴州最繁荣的历史(但郴州学者邓晓泉撰写《郴州古代简史—清朝(下)》时已意识到裕后街不是千年古街,并已联系到清代一口通商政策的影响);让郴州人忘记、忽略了郴州是中国这个重大历史事件(闭关锁国)的有力见证。即便时至今日,郴州人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没有意识到这个重大历史事件对郴州历史及中国历史的重大影响。如果我们把这段历史挖掘出来,不仅在湖南、在全国都会产生重大影响。“闭关锁国”与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完全背道而驰,这是多大的影响历史进程的事件,有多少经验教训值得记取,有多少问题值得研究。郴州作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不可多得的载体,实在值得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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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如果能把苏仙桥至牙石桥的乌石矶、龙骨井、河街、中河街、上河街、裕后街、南关上等沿河一带打造成极具特色的“乾、嘉历史文化街区”,使之成为郴州版的秦淮河、《清明上河图》;再创建一个以“闭关锁国”与“改革开放”为题材的专题博物馆(可能现在还没有这样的专题博物馆),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另外,把三国吴简、晋简(亦可办专题博物馆)和义帝、苏仙、三绝碑等历史文化及红色文化挖掘出来;把周边的历史文化遗存如苏仙岭、王仙岭、良田古街、许家洞古街、曹王寨、喻家寨、天飞山的首家寨等开发出来。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应该是会大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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