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武书院知多少?

来源:郴州网 作者:陈礼恒 发布于:2018/6/23

书院,是古代民间的教育机构,最早出现在唐朝,发展于两宋,鼎盛时期是元代。明初转衰。到明正德时,王阳明主政,书院再次盛行。但后来书院在讲学中常批评时政,为当道所忌,明世宗时,张居正为相,下令尽毀天下书院。一直到清初,不敢说“书院”二字。直到清雍正十一年,才又采取鼓励态度,明令各省建书院,到光绪时提倡新政,命令将书院改学堂,书院宣告寿终。正式的书院教育制度则是宋朝朱熹创立,主要是聚徒讲授,研究学问,有別于县学和私塾。但清代的书院逐渐蜕变,成为准备科举应试的场所。


临武自宋至清,有过多少书院呢,过去一直认为家底很清,旧县志记载分明。在淸同治《临武县志》中记载的有南薰书院、环绿书院、雪篷书院、侑溪书院、白石书院、赵大中丞书院、渊泉书院,很多学者认为像枕泉书屋、柏子书屋这类型的书屋也应该属书院之列。实际上还有不少没列入县志的书院书屋。 http://www.chenzhou.com.cn/


南薰书院 这是迄今为止,已知中的建得最早的书院。清代县志说:“在县治南二里,宋延祐间,邑人骡溪陈氏建。”问题在于延祐为元代纪年,南宋只有元祐纪年﹙1066–1100﹚,两者相差两百年,是宋?是元?幸好前人留有诗在,可作佐证。林厚有诗“小却轩窗多却书,嵩阳岳麓大何如?虞弦一奏南薰动,吹透芸香冻白鱼。”林厚,开庆元年﹙1259﹚任临武县令,这首诗足以证明书院建立于元祐而非延祐,旧县志在这里元、延不分。书院办了很长时间,也可说是临武书院史上历史悠久的一家。这有明代薛纲的诗为证。薛纲是明成化年间﹙1465–1487﹚任湖广提学使,到临武考核学政,因访南薰书院,写了首七律:“路入衡南杳更深,鹧鸪啼雨昼阴阴。红飞溪涧桃花雨,绿荫人家桂树林。山势遥连柳岭秀,乡言半带广韶音。因过旧日南薰院,一曲瑶琴万古情。”可见办学史应在四百年以上。


松风书院 这位深闺名媛,终于在这个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在寻访古村落时,揭开了面纱。她在牛郎塘村前的水塘中间,“书院松风”还是古牛郎塘八景之一,艾元春在《牛郎塘八景诗》中,有一首咏这书院的诗,屋舍至今仍在,这是绍定年间﹙1228–1233﹚的建筑,老资格了。


环绿书院 资格也较老,清代县志说:“在县东南,宋邑人谭衡建。”谭衡是何许人?县志没有他的任何记载。只查到有首陈倩的诗:“九曲溪头遗故址,昔人傍此架书楼。雨余初涨添新碧,为浚当年泗水流。”陈倩是琟?在县志中也只查得陈倩是明代人。从诗中看出陈倩写这诗时,书院只残遗故址,不复有当年建筑。它究竟建于何时呢?县人段景安写了篇《枕流漱石碑记》,给了我们满意的答复。“武水谭君衡,环绿书堂之东,筑园为藏游休息之地,有亭枕流。”这说明确有谭衡其人和环绿书堂﹙院﹚之建筑,而且书堂早己有之。文章还说到谭衡请景安帮忙,请当时郴州太守王橚给枕流亭题几个字。王橚不仅将所藏朱熹的“枕流漱石” 拓本送给谭衡,而且还为他写了个《跋》,可见谭衡也不是等闲之辈。这索字赠跋,发生在宋景定甲子﹙1264﹚年,书院也就在景定年间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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侑溪书院 旧县志载:“在学宮右。明嘉靖间,臬司姜仪建。侑溪,其号也。胡士奇记。”就这么简单。现在只能从胡士奇的《记》中查找较为详细的情况。姜仪是南昌人,嘉靖时任湖南提刑按察使司,嘉靖十七年﹙1538﹚夏,按察临武,见县学斋舍湫隘,叹曰:“是奚足以养士哉!”,于是出钱建新书院。整个建筑有讲堂,有宿舍,有围墙,颇具规模。开始叫“武溪书院”,过了五年,新任知县谭孔言听说书院是姜仪出钱建的,便改名为“侑溪书院”,重新挂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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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石书院 旧县志载:“在侑溪书院右,嘉靖二十七年,知县谭礼定为太守蔡白石建。”蔡白石是谁?在清同治《桂阳直隶州志》中,不仅传记中找不到他,就是“州官表”中也没有他的尊姓大名,怎么出了个蔡白石,而且要用白石为名建书院?其实。谭礼定这个人也成问题,因为旧县志的职官表里也没谭礼定这个名字。嘉靖二十七年的临武知县还是谭孔言,一直到嘉靖二十八年才离任。但职官表中的向学明,是嘉靖三十一年来任,中间空了三年。是否这三年便是谭礼定呢?如果是,即是县志中时间有误,职官有漏。如果不是,这个白石书院便是空穴来风。


雪篷书院 没有更多资料可查,只有旧县志简单地说:“在骡田,为雪篷先生楚舟建,荣御书之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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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桐书院 旧县志称“梧桐山”《桂阳直隶州志》﹙以下简称州志﹚称为“梧桐山庵”。由于近两年,民间集资重建,气势较当年更为恢宏,并用大石作卧碑,大书“梧桐书院”四字,是以“梧桐书院”为正式名称。书院在下舟境与下潢两村附近,清嘉庆县志有“在銮一乡。洪武初刘万二十建。刘大司马凝斋存联云:‘落花不扫,啼鸟不闻,脫去尘埃忘色相;清风为朋,明月为侶,了然面目见虚空’”的记载,州志说:“梧桐山庵,明洪武初刘万二十建,盖凝斋族祖也。凝斋题有联云:‘落花不扫,啼鸟不闻;清风为朋,明月为侶’”不知为何,上下联的后面七个没录入。同治县志却全删去了刘尧诲的这副对联,也许与传说此联为曾朝节所撰有关,是刘?是曾?不好定夺,只好割愛。至于州志说这位刘万二十是刘司马的族祖,我认为这里有误,从洪武初到到嘉靖相差近一个半世纪,尽管是“族”谊,三代人也不至于相差这么多年,因此,我怀疑不是庵院始建时间有误,便是两刘关系有误。什么时候梧桐庵成了梧桐书院呢?从明代书院的兴衰起伏情况看,这里作书院应该是在刘司马题联后,才借寺办学。但又不能迟于嘉靖,因为有资料证明曾朝节在这里读过书。


赵大中丞书院 在韩山上的韩张亭旁。20世纪40年代初期,还留有颓垣危壁在。旧县志没有专门的记载。只在《艺文志》中有苏良枋的《南至日登韩张亭谒赵大中丞书院述怀》诗和赵侗敩的《赵大中丞书院记》一文。赵侗敩为武进人,赵大中丞的嫡孙,清雍正四年﹙1726﹚任临武知县。赵大中丞即赵恭毅,曾任湖南巡抚。赵侗敩上任第二年,便在韩张亭侧建屋“数楹,以为讲道习业之所。” 并设“大中丞之位于堂,岁时两祀外,率临人上堂讲学,勗以文艺,共敦古处。”项庒舞剑,意在沛公,明眼人一看便知。


双溪书院 在县城东门外,即今临武六中校园内,因为处在武水和沙溪水汇合处,故名双溪书院。曾任南安州知州的临武人黄道茆有诗云:“薄暮双溪望,残红落照初。晓风号草树,秋水卧龙魚。岸远云成画,沙平鸟篆书。烟波何荡漾,一气卷晴虚。”这是具有一定规模的书院,有讲堂,有宿舍,有厨房,有藏书,设有山长﹙历届山长最高学历为举人﹚管理的书院。始建于乾隆十九年﹙1754﹚知县贾珌任上﹙贾知县带头捐赀40金﹚,竣工于乾隆十九年知县陈琬昭任上,共有束修﹙用作教师工资﹚田近40亩,膏火﹙用作学生伙食﹚田19亩,还有留作基金的田,三项共百余亩,经费很充裕。光绪二十八年﹙1902﹚推行新学,奉命改书院为县立高等小学堂。临武知县吴恺将高等小学堂办在考棚内,只将书院田产拨归学堂。民国8年,分区设高小,县立高等小学校改为城区高小,仍在考棚内。南区高小却设在双溪书院內,直到民国19年,城南两校合并,双溪书院再一次空闲着。1941年春,举办临武县立初级中学,双溪书院开始被改造,拆除,到50年代初,所有书院旧建筑不复存在。湖湘才子王闿运在《桂阳直隶州志》中对双溪书院是这样记述的:“临武双溪书院,自明嘉靖中。初曰‘武溪’,按察副使南昌姜仪建。后知县谭一召﹙谭孔言号﹚以仪号侑溪,改名焉。国初乾隆中,知县贾珌、陈琬昭修之,取武溪贝水改今名,置田百余亩。”把双溪和侑溪当作一脉相承,办学地点不同,田亩都是新捐,怎么承接的?真有点拉郎配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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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泉书院 在楚江墟外,今楚江中心小学校园內,为顾村人邓祖高等倡建。清同治《临武县志》把他归入公署志,记述为“同治六年,建于楚江墟对面,功成时,院右泉水大涌,水声若琴,味甘如醴。想见天开生面,地献醴泉,为人文之兆。”建筑规模略胜于双溪书院。上世纪50年代,先后为区政府,公社管委会驻地,在文化革命前,基本保持原状。到90年代初,拨归楚江中心小学,旧建筑全都改换成崭新的教学大楼。


清漪书院 始建于同治七年,借康王庙办学。康王庙在汾市北岸五拱桥﹙登仙桥﹚下游河边,庙宇宏伟壮丽,一共有三进,前殿大殿后殿,大殿前后都有广场,是一座很好的潜修之所。


柏子书屋 一名黄门岩书屋。在舜峰寨下的黄门口,为西城李家李琼芳于明末时建。內有36间斋舍,每舍一窗一几一床。院中为广场,两株古柏,“大可合抱,夭矫离披,黛色参天,翠阴盈亩”。屋舍毁于明末兵战火。清康熙后期修复如旧,上世纪40年代还保存完好。琼芳的孙李晋兴在《黄门岩记》中谈到了这间书屋,文章载同治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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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闻书屋 在骡溪村,清嘉庆辛酉﹙1801﹚年陈秀合建,讲堂斋舍齐全。建成第二年,桂阳鹿峰书院山长陈昭谋为题“绍闻书屋”四字以为斋名。


枕泉书屋 在上乔村,为郭崑山所修。清咸丰九年﹙1859﹚任临武知县的翟允之,在任“将及三载”时,书屋修成,特为书屋写了篇《枕泉书屋记》。即是说书屋建成于1860年至1861年间。 郴州网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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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吗?肯定还有,借用杨得志将军的诗句,“无名总比有名多”,临武古代书院肯定还有不少被遗忘的。书院的设立,大坻是由当地士绅、学者自行筹款,也有长官资助的。一般于山林僻静处建立校舍,既然多在山林僻静处,因而也就有很多不为外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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